当我们由列王纪下读到历代志上，便会发现两者均有相似的内容。但是，圣经对救赎历史的叙述，到历代志的一段，似乎有点离题了：救赎历史由创世开始到出埃及、攻取迦南、建立王朝，然后是被掳时期，但在历代志又转回到「亚当、塞特、以挪士」(代上一1)，而且又重复叙述一些熟识的故事一一大卫、所罗门，及他们承继者的事迹。事实上，历代志有一半资料，已经在其他较早的旧约书卷中出现过。
但是，历代志与其他内容相似的书卷，是有所不同的——它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：这也是它被纳入正典的原因。它不是把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的故事旧调重弹，它本身自有其独特的色彩和新鲜感，如果我们明白它的目的，便能从中得到丰富的神学资料。历代志上、下一共有四个主要部份：
亚当至大卫的族谱代上—至九
大卫的统治期十至二十九
所罗门的统治期代下—至九
大卫之子的统治期至被掳期十至三十六
一位历史学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一连续性和选择性。每件事都与其他事件有特定的关系，它们之间好像网线似的连接起来，是不能独立地掌握的。但历史不能为求连贯而记录所有(有谁会看呢！)在一特定时代发生的事件，史家必须在其间作出选择，把重要的片段抽取出来。两个因素都会有主观的成份：历史学家认为重要的，便被选择：这些决定至少有部份是取决于他的兴趣——无论是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宗教、军事，或其他组合。
历代志的希伯来人作者，严格来说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历史家。对他来说，以色列历史充满属灵和道德的教训，他写历史，就是要显出这些教训来。他不太关心以色列史纯事实的一面，他所关注的，是历史的意义。所有可靠的历史都是注释性的，而历代志更是高度注释性的历史。
历代志的主要资料来源，是撒母耳记及列王纪：有时候历代志亦会有这两个底本所没有的史料，但是它们同样准确。历代志的资料，部份引自其他来源，其中最突出的是犹大及以色列诸王记(如代上九1：代下二十七7，三十五27，三十六8)。历代志有很多故事，但基本上都是准确的，近年考古学的发现正为这方面提供了不少证据。奥伯莱指出，那些在历代志出现，却不属于列王纪的被掳之前的资料，「曾重复地被证实为原本及重要的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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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重建后之希律神殿，位于耶路撒冷 |
在数字统计方面，历代志的作者常被指为不负责任，尤其那些军事数字，更是惹人非议。按照代上二十一5，以色列军兵有一百一十万，犹大有四十七万：而撒下二十四9记载以色列军有八十万，犹大军有五十万。不过，历代志的数字不是时常都比「撒母耳记一列王纪」的数字高。事实上。十七次明显的分歧之中，有五次是历代志的数字较低。有些人提议，问题是出于抄写的错误，希伯来文的数字有时还有象征意义，而字母亦有各自的数值。但我们没有抄本的证据指出这些错误确曾发生，相信上述数字的误差，有部份是抄写错误，其他则基于不同的计算所致。
历代志的作者可能引用了列王纪以外的数字资料。这一类数字通常都是大约的整数，而且有象征意义：四十年代表一代，「一百万」埃及军(代下十四9)，是代表庞大的军队。历代志作者的手头上，只有这一类不足的数据，他只能够尽可能准确地运用这些数字：所以，我们对历代志数字的准确性不应过份苛求。
历代志及「撒母耳记一列王纪」之间的某些分歧，可能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与那些历史事件，有一段较长的距离。虽然学者都对历代志的年期，没有精确的一致见解，但一般都相信，历代志的作者也撰写了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，且相信是在主前四百年左右编辑成书。所以，就算以以斯拉记的最后一件历史事件计算，作者与王朝的距离也有一百年之久，作者唯有在各个故事之中，选择一些他认为有桓久价值的事件：至于他的决定，必定与他当时的时局有关。这位作者非常敏锐地选取过去例子，以古训今：以色列历史到处都是恩典和审判的教训：作者希望从中吸取智慧，亦希望借用历史来教导他的同胞。
对于历代志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些教训对国家的存亡与稳定，都是十分重要的。他们经历被掳之苦，归回时环境亦十分恶劣。作者所关心的，就是引用历史来向人民保证一一耶和华仍然管治他们：也用历史来提醒人民一一他们必须完全向神效忠。
犹大贤明的君主——大卫(代上十至二十九)、所罗门(代下一一九)、约沙法(十七1至二十一1)、希西家(二十九至三十二)，及约西亚(三十四至三十五)一一在作者的心目中，是极其伟大的人物，他详细描述他们的功业，删除他们的缺点。作者遥望这些民族英雄，觉得他们的缺点与他们的功德相比，实在不足挂齿。作者并非想掩饰他们的过犯，因为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已经能令读者深刻地记起他们的错误：于是，他只集中说明他们的品德，强调他们因顺眼神就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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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国由始至终都是先知攻击的对象，她那些没有大卫血统的君王，以及容纳外邦宗教的崇拜，都令先知们无法容忍。以西结(三十六24)、何西阿(三5)、阿摩司(九11)、弥迦(五2—4［MT1一31)，及其他先知，都希望南北复合，由一位大卫之子统治，这是先知们的理想。他们觉得，北国分裂出来，最初已经是一个错误，所以，历代志的作者不愿费神记述她的历史：列王纪的作者记载北国每位君主的事迹，但历代志的作者却只记载那些与犹大相关的北国历史(例如，亚哈与约沙法联盟，代下十八)。，即使北国灭亡之后，也没有任何结语。因此，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犹大：
犹大经历被掳，仍被保存下来，继续履行那交托全以色列的属灵与伦理责任。有些学者认为，历代志忽略北国，是基于一种反撒玛利亚的偏见(尤其在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)。但是，虽然敌对态度确曾存在，它肯定不是源于历代志，历代志其实和阿摩司书或王下十七章等经文一样，是站在传统先知立场之上。
我们应留意经文对大卫及其家族的赞誉。作者简述耶西之子与扫罗之间的斗争(只用一章记述此事；代上，十章)，并省略大卫夺取拔示巴和杀害乌利亚的罪行(参撒下十—至十二)，又没有提及押沙龙夭折的叛变(十四至十九章)和亚多尼雅夺位的阴谋(王上一至二)大卫家族是神所拣选的，自能凌驾在这些困难之上，复述这些历史，只会妨碍读者明白历代志的主旨。倘若说历代志以大卫代替摩西作以色列的宗教祖师，似乎过份了一点，但历代志确实指出大卫在以色列的宗教生活中，扮演了核心的角色，人民的宗教活力都源于他。无论是好是坏，他所做的，他的后人也怎样做。
历代志被称为「教义所决定的历史」一一按照神学观念撰写的历史，这个称呼确是有点道理。历代志的神学，有很多层面，例如，它强调神直接的工作：战争的胜败，不在乎战士的能力或军队的多寡，乃在乎是否合符神的旨意，甚至是决定于奇迹的介入(如代下十三15—18，十七10，二十22—25)。历代志作者要证实以色列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念一一他们得胜，乃靠着神的能力(出十五：诗二，二十，二十一：箴二十一31)。
作者相信，公义能使一个国家振兴，同时，他也强调个人赏罚的报应。他一如以西结先知，认为个人行善必得赏赐(不是他的儿女得到：结十八2及下文：参耶三十一29)。虽然，这原则是历代志神学的一部份(如，作者把扫罗的死道德化，而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却保持缄默：参撒上三十一8及下文：代上十13、14)，但肯定不是源于历代志。申命记颁布了这项原则(如申二十七至二十八)，然后在士师记、撒母耳记、列王纪中加以考验，而历代志则以讲道似的风格，把这原则应用于历史。
历代志神学的另一层面，是肯定圣经的权威：作者从较早的经卷，广泛引用了经文及故事：他那种称为「利未记讲章」的风格，是运用了先知书、律法书及历史书的片段作为自己的素材(如代下十九6、7引用了申一
17及番三5：代下二十15—17引用了出十四13及撒上十七47)。但是，正如札士指出，历代志不仅是引用了「先知的所有作品」，而且引用经文时，是把它们当为神的启示：例如，他引用撒母耳记及列王纪，不是单单把经文当作历史，他还相信神用那些经文，对当代人民启示他的心意和计划。犹太传统基于这种启示观念，把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，和列王纪称为「前先知书」。
历代志的主要神学重点，相信是那种对圣殿、圣殿崇拜及神职人员(利未人)的关注。如果我们比较不同书卷对同一件事的记载(大卫在耶路撒冷设立崇拜：撒下六
12—19：代上十五1至十六3：希西家的改革：王下十八4—7；代下二十九至三十一)，便会发现，历代志极之关注以色列的宗教制度和人事。虽然作者绝对没有忽视希伯来的先知，但他对利未人却十分钟情：利未人协助祭司预备祭物，在圣殿作侍从、诗班员、守门人，这都是他所关心的。作者喜欢祭司、对北国不感兴趣，这两个特色，无疑令他对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几乎绝口不提(参代下二十一12至15：在列王纪，这两个都是重要的人物)。
虽然历代志的祭司观点非常明显，但我们不能说，「历代志的作者抬举利未人的地位，过于他们所应有的」。祭司与利未人之间的关系，有一段复杂的历史背景，任何简化的概括结语，都是不实际的。利未人可能出于自己的野心，或祭司的缺失，或因为祭司不足以应付激增的人口，令到利未人取得了某些祭司职责。以西结似乎极关注这种情况，于是重申摩西律法以矫正错误(参结四十四
10—14)。
历代志作者的另一个着重点，是强调犹大社群必须受神的管治。上述神直接的作为、赏罚的原则、圣经的权威、圣殿的首要性等，全都在神管治子民的范围之内。作者渴望大卫和所罗门的光荣时代重新出现，他自己也努力为此作出贡献——不是要重建王国制度，而是要回到那种顺服的崇拜生活之中。对那些失去君主、被逼遵守波斯律法的人民，历代志道出了一线希望：顺服他先知的信息，便能使犹大复兴，以色列黄金时代的光荣，便会再次降临(代下二十20)。
列王纪的作者按着自己的观点与角度，选择、编排、组合和注解以色列的历史。历代志的作者也是这样，他似乎与列王纪的先知角度不同，较重视圣殿及圣职人员，但他之所以采取这个观点，相信是看见以色列的过去亦十分强调正确的崇拜礼仪：被掳后期的社会极之混乱，历代志的作者便从过去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中，提炼出那些看似「愚笨的讲章」，希望能激起人民对道德和灵性的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