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罗马天主教的宣教模式 (1000-1800 AD)


I. 重大历史事件
1.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(Eastern Orthodox)正式决裂
  罗马天主教与东罗马帝国境内的东正教一直是貌合神离、明争暗斗,但是直到1054年,因教皇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间之私怨,引发两人彼此开除对方教籍之举。这次分裂使双方从此分道扬镳,各行其事。后来的十字军东征,不但未能使双方前嫌尽弃,反而留下更深的烙痕。
  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分道扬标后,希腊教会在回教压力之下,没有太大的发展,只有在斯拉夫民族间,仍有宣教工作继续进行。所以俄罗斯及许多东欧国家,迄今仍属希腊东正教(Greek Orthodox)的范围。但在其它地区,希腊正教只能勉强维持原有的局面,无法进一步开展。然而在西方的拉丁教会,不但在教皇的权势上,依然如日中天;而且在文化的贡献上,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



2. 十字军(Crusader)东征
 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,最重大的事件之一,可能是「十字军东征」了。十字军东征的远因,是因为在东方,土耳其帝国代替了阿拉伯人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,并且对来自欧洲的朝圣者非常不友善。近因则是由于土耳其帝国军队围攻东罗马帝国,东罗马帝国皇帝向教皇求援,因此教皇乌班二世(Urban II) 在公元1096年发动了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。
  固然第一次东征夺回了耶路撒冷,但也只勉强维持了八十年。之后,两百年间,又先后有七、八次的十字军东征[1]。但是总的来说,军事上及政治上的成果是乏善可陈的。然而在宣教上,十字军东征却是遗害千年。因为对回教徒而言,所造成的恩怨,迄今成为向回教徒传福音的最大障碍。但是在文化交流上,却间接促成了西方的「文艺复兴运动」。
3. 蒙古帝国横扫欧洲
 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,在十三、十四世纪统治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。一方面严重威胁欧洲各国,另一方面却也使欧亚之间的通道更加流畅。在中国历史上,这时期的亚洲基督教称为「也里可温教」,因为蒙古语的「也里可」是有福的意思;「温」则是人的意思。这些「也里可温教」的信徒,其实就是在中亚一带残余的涅斯多留派信徒。在唐朝之后,景教徒被迫退出中国,许多人就逃往西域及中亚一带。所以有许多蒙古部落是景教徒。元世祖忽必烈也容许天主教在北京设立座堂。
  罗马天主教在此时期曾派教士到蒙古、波斯、印度及中国宣教。当时蒙古贵族中,有不少人信主,看来情势似乎大有可为。然而后来西部的蒙古人成了回教徒,开始阻止传教士通过。蒙古帝国也逐渐分崩离析,使天主教在亚洲的宣教工作再度受到挫折。
4. 大学及经院哲学(Scholasticism)兴起
  十二世纪开始,由大城市的主教们所设立的「主教学校」,已取代修道院,成为欧洲的教育中心。因为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,主教们就在自己的座堂(Cathedral)设立学校,因此称为「主教学校」或「座堂学校」(Episcopal or Cathedral School)[2]。 随着都市的发展,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学校增长得很快,无论是财力或人力,都不是任何一个修道院可以比拟的。因此到十二世纪后,欧洲的教育中心已经是主教学校了,其中有一些更成为欧洲著名的学府,诸如巴黎、牛津、剑桥、布隆那等地。这些主教学校不仅训练圣职人员,也培育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师资。
  由于这些主教学校发展得很大,许多主教就指定校长来督导校务,学校也越来越有自主权,所以后来许多主教学校就转变为今天著名的大学。当时校中的师资全部都是修道士,尤其是道明会及方济会的僧侣。所以近代欧美的高等教育,事实上是基督教教育之产物。到公元1300年时,已有大学在巴黎、里斯本、剑桥和牛津等地成立了。这对欧洲文化的提升,是非常重要的发展。
同时,十三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,不但刺激许多青年人求知的欲望,也使希腊哲学,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,再度成为当代思潮的主流。那个时代也是「经院哲学」(Scholasticism)主导的时代,著名的学者如安瑟伦(Anselm)、埃布尔拉德(Peter Abelard)和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等人,都是经院哲学的代表性人物。他们尝试将神学与希腊哲学揉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,发展出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」。他们的思想,主宰了中古世纪的知识分子。而阿奎那的《神学总论》(Summa Theologica)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迄今,这巨着仍是天主教的神学基本教材[3]。
5. 文艺复兴运动(Renaissance)
  十字军东征的副作用,是促成「文艺复兴运动」。东征的武士们,第一次接触到文化水平更高的东罗马帝国及回教国家。他们在东方发现被遗忘已久的希腊文化,及高度发展的阿拉伯文明,以致于引发了西欧在十三、四世纪开始的「文艺复兴运动」。事实上,欧洲的文艺复兴,从某个角度来说,也是文化的「复古运动」或「寻根运动」。因此学习希腊文和用高雅的拉丁文写作,蔚为时尚[4]。因此在东西文化冲击下,欧洲的绘画、雕塑、文学、哲学方面,都大放异彩。
  文艺复兴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很广泛的。第一,文艺复兴带来新的思想,其中很多是与中古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其道而行的。因此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,也是十八世纪「启蒙运动」的先声。
  第二,文艺复兴也带来了艺术的黄金时代,米开郎基罗的雕塑,达文西、拉菲尔等人的画,都在教皇的支持下蓬勃发展,写下了欧洲艺术史上最灿烂的一页。
  第三,文艺复兴也引起研究圣经原文(希腊文和希伯来文)的兴趣,但是在研读圣经及早期教父的著作时,许多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发现,当时教会的仪文、传统和规条,往往与圣经的教训及初期教会的作法大相径庭。这些新的发现,引发了一波波的争议及改革呼声,使教廷官方的立场受到挑战,渐渐导致十五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浪潮。
6. 天主教教廷内部的纷争
  十三世纪末,由于欧洲政治和经济情势的变化,各国王室对于教廷的权势,越来越不肯屈就,而教皇波尼法修八世(Boniface VIII, 1294-1303)的强硬作风,引起了他与法国国王的斗争。他死后,教廷在法国的压力下,选出了法国人革利免五世(Clement V)为新的教皇。革利免将教廷迁往亚威农(Avignon),之后有七十年之久,教皇就驻跸在亚威农,这就是所谓的「亚威农被掳」时期。在这个时期,法国人支配了教廷。当时的枢机主教中,法国人超过百分之八十,意大利人只占百分之十三。
  后来教廷虽然迁回罗马,也再度选出意大利人乌班六世(Urban VI, 1378-89) 为教皇,但因他专断独裁,枢机主教团又选出革利免六世为教皇。革利免六世再度将他的教廷迁往亚威农,于是就造成了分裂。1409年,为了结束长期的分裂状态,枢机主教团在比萨开会,罗马与亚威农的教皇都拒绝出席,于是枢机主教团又选出了第三位教皇。这种丑闻到康士坦斯会议(Copuncil of Constance, 1414-18)选出新教皇后才结束。
之后虽然教廷内的纷争减少了,但是十五世纪的教皇,关心文艺复兴的绘画及富丽堂皇的建筑,远多过宣教及信徒的灵性生活。尤其是声名狼籍的亚历山大六世(Alexander VI, 1492-1503),更是放荡不羁、穷奢极欲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宗教改革的呼声,就响遍了全欧洲。
7. 宗教改革运动(Reformation)
  宗教改革的前驱,最有名的是英国的威克里夫和捷克的胡司。威克里夫(John Wyclif, 1329-84)是牛津大学的教授,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英文版的《威克里夫新约圣经》,这是第一本英文的圣经译本。其重要性,可以与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相提并论。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本用自己的文字写的圣经。威克里夫的跟随者被称为「罗拉德派」(Lollards),意思是「低语者」[5]。他们虽然饱受逼迫,但是他们却将宗教改革的火炬流传下去。
  威克里夫的跟随者之一,就是捷克人胡司(John Hus, 1374-1415)。他是大学教授,也担任教会圣职。他强调圣经才是教会的权威,谴责教廷的腐败及民众的迷信。他也抨击教会贩卖赎罪卷之举。因此他被教廷控诉,在皇帝的保证下,胡司出席了1415年的康士坦斯会议。结果胡司被判为异端,并被当场处以火刑烧死。胡司的殉道,激起捷克教会的反弹,组成了胡司派教会,成为宗教改革的先锋。
  公元1517年德国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,为了反对教廷的一些措施(包括卖赎罪卷),提出95条神学议题,要求公开辩论。由于1455年古腾堡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,马丁路德的95条神学议题立刻传遍全欧洲。教廷强迫路德收回原议,被路德拒绝。西班牙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,要定罪路德,却受到德国诸侯的抗议。因此,新兴的路德教派,又被称为「抗罗宗」(Protestant),基督徒却自称「更正教」。在德国诸侯的保护下,路德翻译了德文圣经。这些后续的发展,就引发了「宗教改革运动」。
  「宗教改革运动」使北欧各国、瑞士及英国脱离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,对天主教打击极大。直到1650年,「三十年战争」结束后,欧洲才又恢复平静,天主教才再度开始扩展。这对普世宣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[6]。
  在此风雨飘摇之际,天主教设立了「宗教裁判所」(Inquisition),藉此镇压异己份子。另外1545-63年举行的「天特(Trent)大公会议」,开始了所谓的「反宗教改革运动」(Counter-Reformation)。在会议中通过以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的正统神学;并以耶柔米翻译的《武加大拉丁文圣经》为标准。同时,为了维护天主教会内部的「合一」,他们颁布了极为严谨的规条,强迫各地的教会「拉丁化」,所有的仪式、弥撒都要统一。这种不合时宜的作法延续了四百年之久,直到1962年的梵缔冈二次会议才改弦易辙。
8. 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浪潮
  十六世纪开始,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探险,使他们成为海上霸权,并积极向外发展,先在中南美洲,后来在非洲及亚洲都建立了殖民地。教廷也认可他们的行动,期望补偿他们在欧洲失去的广阔地区。教皇将已经发现的,以及尚待探索的国土一分为二:非洲、亚洲及巴西归葡萄牙;中南美洲及菲律宾群岛则归西班牙。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极度依赖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,但是对天主教的宣教事工,却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。
  后来荷兰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势力先后崛起,各领风骚。但是十八世纪开始,英国势力最强,拥有最多的殖民地。
  基本上,殖民主义的思想,可以算是十字军精神的延伸,也是政治经济野心与宗教热忱的混合物。因此宣教士的脚踪,往往亦步亦趋地随着殖民地的开拓而延伸。这对于宣教的拓展固然很有帮助,但是却留下「文化侵略」及「以武力来宣教」的不良印象,难以洗刷。
  
II. 罗马天主教内部的重大变革
1. 修道院的改革运动
  欧洲在中古世纪前期(500-1000年),不仅其政治可以说是建立在教会之上,而且主教法庭之超然公正,也取代了由罗马帝国政府的空缺,成为黑暗时代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泉源[7]。
  然而自十三世纪开始,教会就饱受政治屈辱与道德腐化之困扰。为了扩充财源,教廷向各教区及修道院收重税。这使得教会恶名昭彰,而且怨声载道。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曾因此提醒教皇:『耶稣十二使徒的后继者(即教皇),乃受托来引导主的羊群走向草原,而非剪取其毛。』[8]
  尽管有少数教皇及红衣主教们曾苦心孤诣地力挽狂澜,但是教廷之罪过,仍随着十五世纪之将近终结而日渐增多。因此,随着信仰之消退,整个欧洲乃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,既无超越国界的道德法律,就注定日后五个世纪的战争。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做一公正之批判,必须了解当时之背景。威尔杜兰认为,这些教皇之中,虽然有些在个人信仰上很虔诚,但是大多数却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信念,认为虽然这个世界有眼泪与邪恶,但终究还是个美丽的境界。因此他们恣意享受奢华的生活及教皇的权位[9]。
  因此从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,在这段期间,教会内最主要的影响力仍是来自修道院。只是这时的修道院,与第六、七世纪时代的修道院已有很大的改变。在第九世纪左右,许多修道院已逐渐世俗化,腐败的风气也开始蕴酿,因此改革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响。因此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分别有「克吕尼运动」和「熙笃修会」两次的修道院革新运动。
  (1)「克吕尼运动」(Cluny Movement)
  在法国克吕尼开始的「克吕尼改革运动」,是由于一位敬虔的亚奎丹公爵,在公元910年于法国东部的克吕尼,创立一所新的修道院开始的[10]。他们严格执行禁欲主义,但是的确唤起当代灵性的觉醒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克吕尼运动是一种「体制内的改革」,期望恢复修道院和教会的自主性,可以不受地方政治势力的操纵。在最兴旺的阶段,克吕尼运动曾一度统管了两千多所修道院。在十至十一世纪之间,许多教皇是克吕尼运动的支持者,也使这运动的影响力达到最高潮[11]。但是在十二世纪之后,这个运动的势力也开始衰微了。
  (2)「熙笃修会」(Cistercian Order)运动
  与克吕尼运动相当不同的是「熙笃修会」。这个新的修会是在公元1097年创立于法国的熙笃(Citeaux)。他们强调劳力而非学术,看重私祷而非公祷,要求每个修士亲手耕作、织补、煮食,不得假手仆役[12]。他们生活十分清苦,因此赢得百姓的敬重,在十二世纪末,有几百间西妥修道院散布在欧洲各地。可是在十三世纪后,由于西妥修会已变得很出名,又很有钱,所以原初的宗旨不再能够维持,声势也就下坠了[13]。
2. 新的修道会兴起
  事实上,在中古世纪后期,最有影响力的团体,乃是一些新兴的修道教团,其中最著名的有「方济会」、「道明会」及「耶稣会」。他们的修道士与早期的僧侣不同,这些修道士被称为「传道士」(Friars)[14],因为他们在街道、在教堂、在学校,到处讲道或教导群众,影响力很大。后来他们也几乎垄断了大学的教席,许多著名的教师,都是来自这几个修会。
(1) 方济会(Franciscan Order):
  「方济会」由亚西西的圣弗朗西斯(Francis of Assisi, 1182-1226)于公元1209年 创立的。他出身富家,但献身后立志过贫穷的日子,并赒济穷人。因此方济会的修道士自称为「小僧侣」(Minor Friars),又称「灰袍僧」(Grey Friars)[15],因为他们经常穿灰袍,并且赤足。这些修道士以安贫乐道起家,但是到了后来,他们也发现不容易保持过清贫的生活,于是方济会也容许他们拥有财物。只有少数坚持遵从弗朗西斯最初之会规的僧侣,就分裂出去,自成一派,但备受逼迫。方济会原以慈善工作为主,所以有「反智」的倾向。可是到后来,为了训练年青的僧侣,也开始注重教育,因此渐渐和道明会僧侣采取类似的作法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(Roger Bacon)就是方济会著名的学者之一。
  (2)道明会(Dominican Order):
  「道明会」是由西班牙的道明(Dominic de Guzman, 1170-1221) 在公元1220年所创立的 ,他的心志乃是训练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修道士,借着讲道来教化人心。因此他们的修道士都称为「讲道僧侣」,又称「黑袍僧」(Black Friars)[16],因为他们都穿黑袍。道明会修道士以博学著称,许多中古世纪经院哲学家出身于道明会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多马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。同时,由于他们有护教的热诚及口才 ,所以他们也专门作对付异端的工作。十三世纪之后成立的「异教裁判所」,就是由道明会主持的。在清朝康熙年间,为了祭孔与祭祖问题,和耶稣会教士闹出「礼仪之争」的,也就是道明会的修道士。
(3)耶稣会(Jesuit Order):
  「耶稣会」是由罗耀拉(Ignatius of Loyola)在1540年创立的。他们是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,有军人的纪律及组织。他们主要工作是教育、宣教及对抗宗教改革的「更正教」。他们发展很快,到1556年罗耀拉逝世时,成员已由六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。耶稣会是天主教的宣教团队中最有创意及活力的一群,在十八世纪时人数最多曾高达二万二千多人。耶稣会除了在宣教工作上极有成就外,在教育方面也是成果丰硕。到了1626年他们已设立了400所学校,到了1749年更增加到800所。十七、十八世纪,许多欧洲的社会菁英,都是耶稣会造就出来的。但是由于他们的宣教策略较「激进」,可是成果斐然,以致于遭到其它修会之嫉妒,导致到了1773年一度被教皇勒令解散,造成宣教事工的顿挫,是非常可惜的。
3. 传信部成立
  1599年,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张,教廷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机构,来统合向外宣教的力量。但是随着教皇的更替,并没有真正的进展。1622年教皇贵格利十五为了避免天主教国家(特别是西班牙和葡萄牙)之间的竞争,也为了扩大在未开拓地区的宣教工作,乃正式成立了直接由教廷控制的「传布信仰神圣部」(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),简称「传信部」。
  到了传信部首任秘书英哥利(Francesco Ingoli)于1649年逝世时,传信部已成为扩展中天主教最强大的组织。他们为了避免因赋予西班牙与葡萄牙皇室任命圣职人员的「圣职授予权」制度所带来的弊端,尽量在不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统治的地区设立「教区代牧」的职务。这些代牧往往选自非修道院出身的圣职人员,以免卷入修道会的争执中。例如其中有一批的宣教士是来自法国的「外方传道会」,被派往越南及中国宣教。
  传信部坚持用和平、非武力的方法传教,对当地的文化也比较能够接纳。但是他们的策略与天特会议的原则有些抵触,因此往往不能贯彻始终,甚至引发中国的「礼仪之争」等争端。
  传信部的辖区极为广大,基本上涵盖所有非天主教国家,特别是那些新殖民区,如北美洲、中南美洲、东印度群岛、太平洋岛、非洲、印度、亚洲等地。因此传信部成为罗马天主教最有势力的差传机构,直到今天。
  
III. 主要宣教策略
1. 殖民主义与宣教工作并行
  由于自奥古斯丁以来,天主教一向是采取「政教合一」的观念,因此执政的君侯都必须承诺愿意承担宣教的责任。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常用武力的手段,来达到宣教的目的。其实奥古斯丁所提出的「正义之战」(Just War)概念,只限于自卫,并未认可以武力来宣教。然而第六世纪末的教皇大贵格利,却是第一位提出「防卫甚至扩张基督教国度是君王的责任」之观念的人。从此,直接的或间接的「宗教战争」似乎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[17]。所以查里曼强迫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,及丹麦国王强迫瑞典、挪威人归信,都是循着同一个思路被接纳的。因此,当这些天主教国家在征服殖民地时,他们也认为这是神圣的使命。
  无疑的,十五世纪以后的天主教海外宣教工作,往往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。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,西班牙与葡萄牙成为海上霸权。为了避免冲突,也为了鼓励他们在海外拓展新教区,教廷采取「圣职授予权」的制度,赋予西班牙与葡萄牙皇室任命圣职人员,并承担引领属下殖民地属民归信的责任。因此到1650年左右,墨西哥、中南美洲、菲律宾,及部份非洲、加勒比海诸岛,都成为天主教国家。
  教廷所差派的宣教士,往往与殖民地政府官员合作无间。但是他们在殖民地事物及教会方面,也是非常种族中心主义的。例如葡萄牙宣教士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教会,完全是葡萄牙式的。他们使信徒在本地人当中,被视为异类。这种印象,使日本早期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会,后来遭到怀疑,甚至极无情的迫害。
2. 以修道会为宣教主力
  这段期间天主教的宣教工作是以耶稣会、道明会、方济会及奥古斯丁会四个修会的教士为主。后来虽有传信部成立,但是宣教士多半仍来自各修会。但是各修会的宣教策略并不一致,效果也不尽相同。一般而言,耶稣会较为灵活,对当地文化也比较尊重,在1626年,他们就有一万五千名宣教士活跃于印度、中国、巴西及非洲各地。其中以沙勿略(Francis Xavier, 1506-52)、利玛窦(Matteo Ricci, 1552-1610),及到印度的诺俾里(Robert De Nobili, 1577-1656)三位最有代表性。
  沙勿略曾在印度、马六甲及日本(1549-51)宣教,并在日本留下一小群信徒。后来借着其它耶稣会宣教士们的努力,到了1600年左右日本已经有三十万人受洗。但是在十七世纪初开始,日本的统治者怀疑外国(主要是葡萄牙籍)宣教士的企图,所以信徒开始受到严酷的逼迫。几乎所有的宣教士不是被逐就是殉道,大部分的日本信徒也被迫变节放弃信仰,但是仍有少数信徒残存。沙勿略晚年非常渴望进入中国,但是到达广东的上川岛之后,就不得其门而入,最后抑郁以终。
  后来耶稣会教士再接再厉的努力,罗明坚(Michel Ruggieri)成为第一位能说流利华语,并在广东肇庆设立教堂的宣教士。利玛窦于1580年奉派来华襄助罗明坚,翌年即一同进入肇庆。利玛窦短时间内就学会华语,并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间。他精于天文、历算、地理和机械之学,因此除了研究中国文化之外,也因为他精通这些西方科学,吸引了很多学生。他在1601年终于到达北京,明神宗万历皇帝极为赞赏他。当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时,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受洗,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员。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划时代人物,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最佳典范。
  诺俾里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宣教士,1605年到达印度,很快就熟悉塔米尔语。他在南印度有五十年之久,是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,与利玛窦齐名。他弃绝当时宣教士要求印度人「葡萄牙化」的宣教策略,而采用类似利玛窦的方法,脱去洋袍西履,穿上印度圣人的袈裟,「向印度人做印度人」。由于他精通多种印度方言,很多印度人,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族受洗归主。他并没有要求他们放弃种性制度的隔离政策,及一些饮食生活的禁忌。他的作法后来引起当地印度人及宣教士疑虑,争议后来平息。虽然他一生可能只为近千印度人施洗,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放弃了信仰,但是他是第一个能成功地引导婆罗门族的人信主的宣教士[18]。
  但是到了1800年左右,天主教的宣教活动就逐渐萎缩了。其中原因不只一端。例如基督教国家的势力兴起,渐渐取代了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海外势力。还有各修会之间因路线之争所造成的斗争,以致于耶稣会被教皇勒令解散,所有的宣教士完全被逐出宣教区。但是最致命的打击,是因为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带来的世俗主义,以及法国大革命时的没收教产、强迫神职人员还俗、反修道院等一连串行动,使欧洲地区的天主教势力一蹶不振。
3. 「调适主义」和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」两条路线之争
  十七世纪初,耶稣会教士由于面对高等的中国及印度古老文明,乃采用「调适主义」(Adaptation)的策略,而且极为成功。利玛窦初到中国时着和尚的袈裟出入,后来改穿儒服。他认为儒学有如希腊哲学,可以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及桥梁,因此对祭孔和祭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。利玛窦过世之后,耶稣会教士如印度的诺俾里及依索匹亚的培兹(Pedro Paez)大多仍采取类似他的策略。
  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中,这种策略逐渐受到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的质疑,引发很大的争议。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基本上比较倾向于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」的观念,他们要求归信者应该和他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断绝关系。因此他们对于所有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异的文化象征,都采取拒斥的态度。他们认为祭孔和祭祖都是异教之风,是属于迷信与拜偶像之流,必须禁止。
  传信部曾于1659年发了一套训谕[19],采用利玛窦的办法,劝传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,不要急于改变当地居民的风俗和文化。但是这份训谕却引发争议,并未能制止争议,也未能获得教廷的支持。后来耶稣会教士与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的路线之争越演越烈,双方都上告于教皇,请求仲裁。最后教皇在1742年下令废止耶稣会的传道方法,禁止天主教徒祭孔和祭祖。由于这场「礼仪之争」,导致清朝康熙皇帝下令驱逐所有教士出境(除了少数耶稣会顾问),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被冻结了一百五十年,这是极为可惜的。
  但是不可否认的,这种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」的立场,的确反映出天特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的观点。他们曾尝试将全世界的天主教区都予以「拉丁化」,强制规定所有宗教仪式都必须采用拉丁文,连圣经也不允许(至少是不鼓励)翻译为各国语文。因此像利玛窦、诺俾里及培兹等先驱人物的开创性宣教策略,最后都功败垂成,非常可惜。这种保守的作法,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天主教的海外宣教事工,在十九世纪下半之后逐渐沈寂下来。反倒是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开始大放异彩,大步向前迈进。

参注
1 祁伯尔:《历史的轨迹─二千年教会史》,李林静芝译,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,1986,144页。
2 Kenneth O. Gangel and Warren S. Benson, Christian Education, Chicago: Moody, 1983, p.108-09.
3《历史的轨迹》,156页。
4 同上,180页。
5 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,344页。
6 同上,181-84页。
7 威尔杜兰:《世界文明史─从威克利夫到路德》,幼狮书局,1977。4页。
8 同上,7页
9 同上,17页
10《历史的轨迹》,112页。
11 Robert G. Clouse, "Flowering: The Western Church", in Eerdmans'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, 252-53页。
12 同上,259页。
13 同上,260页。
14 同上,261-62页。
15 同上,263页。
16 同上,263页。
17 David J Bosch, Transforming Mission: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, Orbis, 1991, p.223-25.
18 Stephen Neill, Christian Missions, Eerdmans, 1964, p.183-87.
19 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,470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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